诚如民国时期学者所言，选举操之于少数人之手，人多不视之为权，[25]若要使选举转变为一种权利，则其变迁之要者，莫如由限制而普通。
[1]参见杨建顺：《为什么行政法不能有统一的法典》，载《检察日报》2020年6月3日，第7版。第三，行政组织法部分以规范行政机关之间在行为层面的关系为主，不将机构、编制、人员等静态组织法律制度纳入法典中予以规定。
[42]Javier Barns教授认为，在三代行政程序中，第三代行政程序是最具行政特色的行政程序，不再是司法程序或者立法程序与行政的结合。但这一传统行政法的特点，在法国《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中，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和变化。对于行政机关传达或公布的文件中出现的公共信息，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用于制作或接收文件所需的公共服务任务以外的目的。[21]因此，将行政法典定位为是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的行政基本法典后，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需要解决的第二层问题即为：行政基本法典如何因应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定位为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全部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还是定位为规范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对一定范围的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对于这些问题，已有研究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行政基本法典定位为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完成全部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实体法、行政行为程序法、行政监督和救济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梳理至此，可以看到，小法典和大法典两种编纂思路，尽管在行政法典是否包含部门行政法律规范方面存在分歧，但是，两种思路的分歧又是相对的。
[11]王万华将行政法法典化进路区分为完全法典化进路和程序主义进路两种，其中的完全法典化进路是指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的完全法典化，[12]不包括部门行政法律规范。第四，有可参照借鉴的域外经验。如果行政机关以电子媒介持有文件，而申请人希望以与该行政机关使用的媒介相同或兼容的媒介获得一份副本，该行政机关应将该媒介的技术特点告知申请人，还应告知申请人是否可以用电子方式传送文件。
另一方面，小法典思路也并不否认在行政基本法典之外，可以另行编纂部门行政法典。[31]王利明认为，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为民法典盐野宏所担心的主要是此点。这一判示的结论符合我们的法律情感，但就其说理而言，由于法院的观点与被告的辩解相互平行，甚至被告的辩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使得判决整体上缺乏说服力。
规范内基本权利的典型是食品、药品安全法中的健康权。问题是这两个判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意味深长的差异。
（三）赔偿责任的分担裁量收缩理论解决了两个问题：课予义务诉讼中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是否仍负有作为义务。[57]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是沈岿教授的观点。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36]换言之，判断裁量是否收缩是从生活出发的，而非规范。
此点从其与判断过程审查方式之间的亲缘性——以裁量基准为媒介——来看,至为明显。又如，在 暂扣车辆案中，对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被告辩称：我局工作人员是依法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因为在三面关系中有侵害人，在两面关系中虽无侵害人，却有受害人的自己责任乃至监护人的监护责任等，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无法回避。[43]三、裁量收缩理论的边界行文至此，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已经基本明晰。
一、裁量收缩要件的有用性裁量收缩要件的有用性可以在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例中得到很好的验证。道路法上的特别使用许可可以裁量颁发，但必须遵守基本法第21条第1款和第38条第1款有关政党在竞选期间进行选举宣传的规定。
因为言论自由权及资讯自由对于民主社会具有‘结构性的意义，联邦宪法法院明白赋予两者——较其他基本权——更崇高的地位。[52]参见杨小军：《怠于履行行政义务及其赔偿责任》，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第55页。
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私人权利的对应物是行政义务，故而也可以说有行政义务的地方没有裁量，有裁量的地方没有行政义务。这意味着裁量收缩理论对这种两面关系能否发挥作用尚存疑问。没有必要将预先对可能蒙受重大侵害的利益全部加以调整的责任课予法律，使依据法律的行政作用总是‘计划性作用。按照这一理论，危险责任应由侵害人承担，国家等行政主体只需承担第二次性、监护性赔偿责任或监管责任。应当说，这几个方面的理由，其各自的轻重等可以讨论，但其所指向的结论在总体上是有说服力的。
[53]参见沈岿：《论怠于履行职责致害的国家赔偿》，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第91页。（2）黑油是用米糠生产食用油时的副产品。
如，法院根据案发前曾有家禽被流浪狗咬食等事实，认定案发前已有发生损害结果的危险。[43]前引[28]，阿部泰隆书，第508页。
低于零下10°时，必须介入。这种批判还可以细分为很多亚种，但其共同的出发点在于：在法律（行政作用所依据的法律）已经将特定基本权利列入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以下为叙述方便，将此种基本权利称为规范内的基本权利），适用裁量收缩理论将使得行政义务的发生成为一种例外，从而使得法律对该基本权利的保护变得稀薄。
在110报警案中，原告的门市部被盗，被盗过程中，附近市民发现有人行窃并两次报警，但是在行窃人将盗窃物品装上摩托车驶离现场的20多分钟内，被告一直未派员到场。（2）知事若行使该权限则足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不将目光局限于判决的文本，还会发现裁量收缩理论不利于基本权利保护这个结论本身其实也是可以商榷的。同时，为了避免临场式借用，也有必要对其理论构造与边界加以进一步明确。
如，对流浪狗咬死幼儿的事件（以下简称流浪狗咬人事件），日本有判例以裁量收缩理论认定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25]泽井裕也认为，尽管我们说没有容许有害食品的裁量（但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有关判断是微妙的），但是既然对所有的食品制造、销售过程进行规制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认为，行政机关就规制权限的行使，仍然要在营业自由与可预想被害的程度、发生几率的平衡上有裁量余地。
对此，有学者批判说：这种论法在主观上如何另当别论，在客观上没有考虑到将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的安全定位为固有的法益，使得本应为第一义的法益被降格为第二义，仅在特殊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认可。这种规范要求看起来是正当的，也可以作为裁量与义务之间矛盾的解消，同时，暂扣车辆案的那个前提性问题也得到了解答，但从行政法教义体系来看，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因为行政裁量权本身是法律（裁量授权规范）所授予的，从生活出发本身毋宁是法律的指示。[23]这就是所谓的健康权说，其基本思想是强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法益重要性，试图以之直接导出行政义务，至少是据此批判裁量收缩理论，使得行政义务的导出更为容易。
[35]李建良教授将这些主要是出于行政机关自身行为的指标,称为裁量缩减构成要素的支轴。[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2期。[48]BverwGE 11,95.参见前引[11]，毛雷尔书，第162页。无疑应该可以说：相较于其他法益（尤其是财产性利益），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有较高的位阶。
捕获员须日常性地开车上路巡逻，发现流浪狗可以捕获、扣留，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以投药等方式将之扑灭。（4）国立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曾经以长期的实验发现了黑油中的有毒物质，也曾经怀疑过食用油的安全性，却同样没有向主管食品卫生的机关通报。
裁量收缩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个案正义，但是，它既不能超越法律（不能无视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意图和行政权限与任务的法定性），也不能径直解决损害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第三，裁量收缩的要件只是一个判断框架，其实质内容是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与行政便宜进行比较衡量。
在此意义上，本文所完成的只是一个阶段性任务：对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进行解析，对其边界加以明确，借此找到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法教义体系中的定位，并把握其内在的思考方式，为行政和司法实务运用它解决我国法律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一个指引。对这一认识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如,会有人认为国家也有义务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自然灾害的侵犯。